南京大屠殺後的各方反應：並非看起來那樣絕對慘敗
[摘要]“我隻能說，”他告訴那位禪師道，“我對即將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感到非常高興，希望我的死將在盡可能多的那些當時在場的軍人中引起一定程度上的深刻反省。
南京淪陷之後，在首都的外國人士之間很快就流傳著唐生智因為抵抗日軍攻擊不力未能守住南京城而被處決的謠言。事實上，與他的大多數參加瞭保衛中國首都之戰的部下不同，他自己生存瞭下來。12月12日那天，他設法通過瞭挹江門，並渡過長江到達安全地帶。然而，在城門附近有相當多的士兵卻被第36師的士兵誤認為擅自撤退而射殺。蔣介石不僅沒有懲處唐生智，反而保護瞭他，沒讓他因在南京的作為而承擔任何直接的後果。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未受良心上的折磨。就在日軍奪取南京後不久，神情沮喪的唐生智在南京北面的徐州火車站遇見瞭李宗仁將軍。他們共談瞭二十分鐘。“德公，”唐生智說道，“這次南京淪陷之速，出乎意外，實在對不起人。”李宗仁原先因唐生智的過度激情而曾嘲笑過他，現在也為他感到惋惜。“不必介意，”他說道，“勝敗乃兵傢常事，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無關宏旨。”
此次談話發生在徐州這個特定的城市裡，這幾乎是極具象征意義的，在當時也隻有最富有先見之明的人才能預料到。幾個月後，由於其戰略位置緊要，徐州成為一場殊死大戰的戰場，見證瞭中國自戰爭爆發以來第一次獲得的勝利。這場大戰也被稱為臺兒莊大戰，作為為數不多的一次明確和毫不含糊的擊敗日本人的戰例，它將在中國的軍事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並影響著21世紀。
然而，在1937年12月時，蔣介石政權的前景確實顯得非常黯淡。盡管蔣介石非常公開地向全國反復承諾，但他還是無法守住他的首都。南京堅固的城墻，過去經受過長達數月的圍困，可這一次卻不到一百小時就被攻破。外國觀察傢對蔣介石把抗日戰爭繼續打下去的可能性普遍持悲觀態度。
“南京被攻占是中國遭受的最重大的失敗，也是現代戰爭史上最悲慘的軍事潰敗之一，”《紐約時報》在一篇社論中寫道，“在試圖保衛南京時，中國人竟然聽任自己被包圍，然後被按部就班地大批屠殺。……成千上萬中國士兵的墳墓也可能就是所有中國人抵抗日本侵略的希望的墳墓。”
私下裡，各國外交官們也表達瞭強烈的信念，即蔣介石肯定會失敗，剩下來的唯一問題就是，他是否會固執地選擇繼續去打一場他毫無勝算的戰鬥，抑或是他是否會選擇乞和。美國大使納爾遜 詹森在一封給美國亞洲艦隊司令雅內爾海軍上將的信中寫道：“除瞭繼續在國內打一場斷斷續續的戰爭，或者在談判中盡可能爭取最好的條件之外，現在留給中國人的牌已經打光瞭。”
這張表現出激烈戰鬥的照片攝於正在攻打中華門的戰場。這張照片背後的日本戰地記者實際上是在殊死作戰的士兵肩膀上搶拍下這個鏡頭的。
日本人也表現得好像蔣介石已經戰敗瞭。他們的假設似乎是蔣總司令在中國政治上也成瞭強弩之末，輕輕一推就足以使他的政權像紙牌屋那樣轟然倒塌。12月14日，日本首相近衛文 在公開聲明中表示，蔣介石失去瞭北京、天津、上海和現在的南京，從而產生瞭一個新的局面。他說：“國民政府已經變成瞭它原先的模樣的影子。”如果出現一個新的中國政權來取代蔣介石政府，日本將同它打交道，“隻要這個政權被領導著朝正確的方向前進”。近衛文 在同一天還發表聲明，他將召集日本的文職和軍事領袖舉行一次聯席會議。會議討論的主要議題是既然中國在戰場上已被徹底打敗，那麼應該對它施加什麼樣的和平條款。日本的要求突然間大幅度增加瞭，不僅包括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而且包括在內蒙古和華北地區建立新的親日政權。同一天，在日本占領下的北京確實成立瞭一個傀儡政府。在提出這些結束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國傢的要求的同時，日本的實際政策也在朝著同一個目標努力。
這些通過德國外交渠道轉達的日本政府的要求，在中國政壇以及那些從事台灣商標註冊被許多人解釋為“拖延戰術”的中國人中間造成瞭“震動和驚愕”。這促使日本政府中的一些有影響力的官員呼籲終止與中國的談判。值得註意的是，即使在這個後期階段，就有關針對中國應采取什麼適當政策這一點，日本最高決策者中仍然存在分歧。陸軍參謀次長多田駿仍然對在中國打一場持久戰爭的前景深表關切，並希望談判能繼續進行下去。
多田駿面對的是內閣中的大多數成員，包括外交大臣和陸軍及海軍大臣，最終他讓瞭步。“在這種緊急狀態下，”他說，“必須避免內閣和（參謀本部）之間的鬥爭可能引起的任何政治動蕩。”盡管他不同意，但他選擇不再積極反對對華不讓步的政策。1938年1月16日，日本公開聲明，它將“從今以後停止”與蔣介石“打交道”。這是一個不可收回的聲明。這是一個真正沒有退路的臨界點。戰爭成瞭唯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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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士兵站在城墻上舉行儀式慶祝攻占光華門
德國作為中日兩國之間的信件轉達者，也把蔣介石看作一筆失敗的賭註。1938年1月下旬，德國駐東京大使馮 德克森敦促德國外交做出根本性的改變，並呼籲放棄中國以支持日本。他警告說，這是一個緊迫的問題，因為日本對德國所做出的即將被廢棄的和平努力懷恨在心。馮 德克森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日本將“在不合時宜的時刻做出令人不愉快的決定，以此對我們發泄其深深的怨氣”。
馮 德克森的看法在柏林受到青睞。納粹德國和天皇裕仁治下的日本正在進入同一條軌道，在未來三年內，這將導致軸心國的建立，並把柏林和東京牢牢地捆綁在同一輛戰車上，共同去挑起一場最終將席卷大半個地球的戰爭。當拉貝於1938年回到德國故鄉時，他經歷瞭德國外交政策的變化，發現大多數人對他關於日本人在南京暴行的描述充耳不聞。他甚至還遭遇瞭蓋世太保的來訪，蓋世太保顯然希望他對日本的暴行緘口不言，保持沉默。
馮 德克森大使在其1938年1月的報告中也指出，由於中國與蘇聯的友好關系日益密切，所以應該放棄中國。他的這個論點頗有道理。俄國人對中國的援助遠遠不是象征性的。到1937年底，在中國已經有450名蘇聯飛行員。如果不是因為他們，日本人很可能已經享有完全的空中優勢。
蔣介石似乎沒有很好地去理解俄國人的動機。他們把飛機和飛行員派到中國來，使中國置身於戰爭之中，卻使自己置身於戰爭之外。即便如此，在南京淪陷後，蔣介石向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發出信息，要求他直接參與戰爭。斯大林禮貌地拒絕瞭這個邀請，說如果他加入這場戰爭，“整個世界就會說蘇聯是一個侵略者，世界各地即刻就會增加對日本的同情”。
幾個月後，蘇聯副外交人員委員會見瞭法國大使，他的講話中透露著非常罕見的直率，稱中國的局勢“非常輝煌”。他預計中國還將再打幾年，此後，日本的實力將被大大削弱，以至於無力再對蘇聯發動任何大規模作戰。很明顯，中國正在被其利用。
無論蘇聯出於何種動機，中國都正在接受斯大林的蘇聯的重大援助，而世界上其他國傢卻袖手旁觀，唯恐惹怒瞭日本。直到希特勒執行侵犯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蘇聯被德國軍隊逼到絕境而不能再提供大量海外援助時，它總共向中國提供瞭904架飛機、1516輛卡車、1140門大炮、9720挺機槍、50000支步槍、31600枚炸彈，等等。
一個穿制服的中國衛戍士兵落入瞭日本人手中。他的命運可怕得難以想象。
總而言之，中國並不像當時大多數觀察傢所認為的那樣損失慘重，一蹶不振。同樣，一些中國官員後來也辯稱，南京之戰並非如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樣是絕對的慘敗。“我認為守南京的主要目的還是爭取一些時間，使剛撤下來的部隊得以休整和準備，”唐生智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而不單純從南京是首都或中山陵園所在地來考慮。”他的回憶錄是在戰爭和共產黨革命之後，在他選擇留在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發表的。
同樣，在南京任軍官的譚道平也把這場戰鬥描述為是一次有限的成功，因為它把日本人引入瞭內陸，這正是兩次戰爭之間的軍事思想傢蔣百裡提出的戰略。由於所有日本軍隊都被攻占南京的任務所束縛，這就使得幾十個從上海撤離的中國師能夠擺脫他們的追擊。就日本人而言，譚道平在戰後寫道：“他們判斷錯誤，他們迷戀於戰爭的可以迅疾結束，勝負的可以立刻決定，然而，事實卻粉碎瞭他們的幻夢：一部分兵力被消耗瞭，他們不能速戰速決。”
這可能是中國軍官借助於事後的認識去相信他們所取得的成果。然而，即使這一點屬實，也是付出瞭無數中國人生命的慘重代價。和在上海一樣，南京戰場上的中國指揮官也認為他們可以在純意志力的基礎上作戰。“現代戰爭不能隻憑精神意志，血肉之軀，南京保衛戰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中國軍官郭岐在他的回憶錄中如此寫道。
南京保衛戰也留下瞭相當多的怨恨。很多人心中還積聚著幾十年的憤怒，如文具用品第87師的旅長陳頤鼎那樣，他所在的師戰後隻剩下幾百名幸存者。“在這五天的戰鬥過程中，上級沒有同我們見過一次面，”他後來在戰鬥回憶錄中寫道，“沒有盡他們應盡的責任；也沒有告訴我們南京保衛戰的一般部署情況；更沒有向我們下達撤退的命令；事後也沒有聽說哪個指揮官因失職受處分。”
令人恐怖的事實：一個日軍士兵站在一堆剛剛被處決的人的屍體旁。南京城淪陷後，大部分城區都淪為殺戮場。
12月20日，拉貝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派出16名工人去清理打掃南京的首都飯店，這傢飯店是供日本軍官居住的。根據委員會所做出的堅決要求，這16人都被帶回來瞭。他們每人甚至還都得到瞭五塊錢的報酬。“看得出來，中國人對此的印象是好的。”拉貝在他的日記中如此寫道。這個例子表明，日本人在南京采取不同政策是能取得不同效果的。
瑞典探險傢斯文 赫定比大多數歐洲人更瞭解中國，但日本人在中國所表現的自我毀滅式的殘酷也令他目瞪口呆。“日本人對中國人心態的理解少得令人吃驚，”非常仰慕希特勒的赫定在他的日記裡寫道，“如果他們以人道和仁慈的方式行事，那麼所有的抵抗都會消失，他們也就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在這個意義上，日本不僅在南京是個失敗者，而且在它於中國所發動的其他戰鬥中也都是一個失敗者。
1938年2月7日，松井石根就有關他指揮下的士兵過分荒淫無恥的行為發表瞭他迄今為止最為強烈的聲明。他說道：“絕對有必要……立即停止有關日本軍隊對中國人民和中國財產的紀律和行為的不利報道。”接著他補充說，鑒於日本軍隊在成功地實現日本在東亞的使命之前正面臨著曠日持久的戰爭的前景，懲戒性的紀律是尤其必要的。
近十一年後，松井石根坐在東京巢鴨監獄的死囚牢裡，等待著因其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而將被執行的絞刑。他被允許與一個來自名為“凈土”的教派的佛教禪師談話，該教派得名於天上的樂園，這個樂園正等待著來自該教派的信徒。松井石根對他的師團指揮官們在南京的行為表示失望。他說，他們中的一些人根本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悔恨。他本人則已經托付給瞭他自己的命運，並希望他即將到來的死亡有可能會在日本的前軍人中產生一些急需的反思。
“我隻能說，”他告訴那位禪師道，“我對即將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感到非常高興，希望我的死將在盡可能多的那些當時在場的軍人中引起一定程度上的深刻反省。無論如何，該結束的一切都已經結束瞭，我隻能說我此刻隻是想死，然後在凈土上獲得重生。”
（本文摘自何銘生著《南京1937：血戰危城》，季大方、 毛凡宇 、魏麗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原文註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文/何銘生）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行車視野輔助系統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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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淪陷之後，在首都的外國人士之間很快就流傳著唐生智因為抵抗日軍攻擊不力未能守住南京城而被處決的謠言。事實上，與他的大多數參加瞭保衛中國首都之戰的部下不同，他自己生存瞭下來。12月12日那天，他設法通過瞭挹江門，並渡過長江到達安全地帶。然而，在城門附近有相當多的士兵卻被第36師的士兵誤認為擅自撤退而射殺。蔣介石不僅沒有懲處唐生智，反而保護瞭他，沒讓他因在南京的作為而承擔任何直接的後果。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未受良心上的折磨。就在日軍奪取南京後不久，神情沮喪的唐生智在南京北面的徐州火車站遇見瞭李宗仁將軍。他們共談瞭二十分鐘。“德公，”唐生智說道，“這次南京淪陷之速，出乎意外，實在對不起人。”李宗仁原先因唐生智的過度激情而曾嘲笑過他，現在也為他感到惋惜。“不必介意，”他說道，“勝敗乃兵傢常事，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無關宏旨。”
此次談話發生在徐州這個特定的城市裡，這幾乎是極具象征意義的，在當時也隻有最富有先見之明的人才能預料到。幾個月後，由於其戰略位置緊要，徐州成為一場殊死大戰的戰場，見證瞭中國自戰爭爆發以來第一次獲得的勝利。這場大戰也被稱為臺兒莊大戰，作為為數不多的一次明確和毫不含糊的擊敗日本人的戰例，它將在中國的軍事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並影響著21世紀。
然而，在1937年12月時，蔣介石政權的前景確實顯得非常黯淡。盡管蔣介石非常公開地向全國反復承諾，但他還是無法守住他的首都。南京堅固的城墻，過去經受過長達數月的圍困，可這一次卻不到一百小時就被攻破。外國觀察傢對蔣介石把抗日戰爭繼續打下去的可能性普遍持悲觀態度。
“南京被攻占是中國遭受的最重大的失敗，也是現代戰爭史上最悲慘的軍事潰敗之一，”《紐約時報》在一篇社論中寫道，“在試圖保衛南京時，中國人竟然聽任自己被包圍，然後被按部就班地大批屠殺。……成千上萬中國士兵的墳墓也可能就是所有中國人抵抗日本侵略的希望的墳墓。”
私下裡，各國外交官們也表達瞭強烈的信念，即蔣介石肯定會失敗，剩下來的唯一問題就是，他是否會固執地選擇繼續去打一場他毫無勝算的戰鬥，抑或是他是否會選擇乞和。美國大使納爾遜 詹森在一封給美國亞洲艦隊司令雅內爾海軍上將的信中寫道：“除瞭繼續在國內打一場斷斷續續的戰爭，或者在談判中盡可能爭取最好的條件之外，現在留給中國人的牌已經打光瞭。”
這張表現出激烈戰鬥的照片攝於正在攻打中華門的戰場。這張照片背後的日本戰地記者實際上是在殊死作戰的士兵肩膀上搶拍下這個鏡頭的。
日本人也表現得好像蔣介石已經戰敗瞭。他們的假設似乎是蔣總司令在中國政治上也成瞭強弩之末，輕輕一推就足以使他的政權像紙牌屋那樣轟然倒塌。12月14日，日本首相近衛文 在公開聲明中表示，蔣介石失去瞭北京、天津、上海和現在的南京，從而產生瞭一個新的局面。他說：“國民政府已經變成瞭它原先的模樣的影子。”如果出現一個新的中國政權來取代蔣介石政府，日本將同它打交道，“隻要這個政權被領導著朝正確的方向前進”。近衛文 在同一天還發表聲明，他將召集日本的文職和軍事領袖舉行一次聯席會議。會議討論的主要議題是既然中國在戰場上已被徹底打敗，那麼應該對它施加什麼樣的和平條款。日本的要求突然間大幅度增加瞭，不僅包括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而且包括在內蒙古和華北地區建立新的親日政權。同一天，在日本占領下的北京確實成立瞭一個傀儡政府。在提出這些結束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國傢的要求的同時，日本的實際政策也在朝著同一個目標努力。
這些通過德國外交渠道轉達的日本政府的要求，在中國政壇以及那些從事台灣商標註冊被許多人解釋為“拖延戰術”的中國人中間造成瞭“震動和驚愕”。這促使日本政府中的一些有影響力的官員呼籲終止與中國的談判。值得註意的是，即使在這個後期階段，就有關針對中國應采取什麼適當政策這一點，日本最高決策者中仍然存在分歧。陸軍參謀次長多田駿仍然對在中國打一場持久戰爭的前景深表關切，並希望談判能繼續進行下去。
多田駿面對的是內閣中的大多數成員，包括外交大臣和陸軍及海軍大臣，最終他讓瞭步。“在這種緊急狀態下，”他說，“必須避免內閣和（參謀本部）之間的鬥爭可能引起的任何政治動蕩。”盡管他不同意，但他選擇不再積極反對對華不讓步的政策。1938年1月16日，日本公開聲明，它將“從今以後停止”與蔣介石“打交道”。這是一個不可收回的聲明。這是一個真正沒有退路的臨界點。戰爭成瞭唯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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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作為中日兩國之間的信件轉達者，也把蔣介石看作一筆失敗的賭註。1938年1月下旬，德國駐東京大使馮 德克森敦促德國外交做出根本性的改變，並呼籲放棄中國以支持日本。他警告說，這是一個緊迫的問題，因為日本對德國所做出的即將被廢棄的和平努力懷恨在心。馮 德克森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日本將“在不合時宜的時刻做出令人不愉快的決定，以此對我們發泄其深深的怨氣”。
馮 德克森的看法在柏林受到青睞。納粹德國和天皇裕仁治下的日本正在進入同一條軌道，在未來三年內，這將導致軸心國的建立，並把柏林和東京牢牢地捆綁在同一輛戰車上，共同去挑起一場最終將席卷大半個地球的戰爭。當拉貝於1938年回到德國故鄉時，他經歷瞭德國外交政策的變化，發現大多數人對他關於日本人在南京暴行的描述充耳不聞。他甚至還遭遇瞭蓋世太保的來訪，蓋世太保顯然希望他對日本的暴行緘口不言，保持沉默。
馮 德克森大使在其1938年1月的報告中也指出，由於中國與蘇聯的友好關系日益密切，所以應該放棄中國。他的這個論點頗有道理。俄國人對中國的援助遠遠不是象征性的。到1937年底，在中國已經有450名蘇聯飛行員。如果不是因為他們，日本人很可能已經享有完全的空中優勢。
蔣介石似乎沒有很好地去理解俄國人的動機。他們把飛機和飛行員派到中國來，使中國置身於戰爭之中，卻使自己置身於戰爭之外。即便如此，在南京淪陷後，蔣介石向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發出信息，要求他直接參與戰爭。斯大林禮貌地拒絕瞭這個邀請，說如果他加入這場戰爭，“整個世界就會說蘇聯是一個侵略者，世界各地即刻就會增加對日本的同情”。
幾個月後，蘇聯副外交人員委員會見瞭法國大使，他的講話中透露著非常罕見的直率，稱中國的局勢“非常輝煌”。他預計中國還將再打幾年，此後，日本的實力將被大大削弱，以至於無力再對蘇聯發動任何大規模作戰。很明顯，中國正在被其利用。
無論蘇聯出於何種動機，中國都正在接受斯大林的蘇聯的重大援助，而世界上其他國傢卻袖手旁觀，唯恐惹怒瞭日本。直到希特勒執行侵犯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蘇聯被德國軍隊逼到絕境而不能再提供大量海外援助時，它總共向中國提供瞭904架飛機、1516輛卡車、1140門大炮、9720挺機槍、50000支步槍、31600枚炸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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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南京任軍官的譚道平也把這場戰鬥描述為是一次有限的成功，因為它把日本人引入瞭內陸，這正是兩次戰爭之間的軍事思想傢蔣百裡提出的戰略。由於所有日本軍隊都被攻占南京的任務所束縛，這就使得幾十個從上海撤離的中國師能夠擺脫他們的追擊。就日本人而言，譚道平在戰後寫道：“他們判斷錯誤，他們迷戀於戰爭的可以迅疾結束，勝負的可以立刻決定，然而，事實卻粉碎瞭他們的幻夢：一部分兵力被消耗瞭，他們不能速戰速決。”
這可能是中國軍官借助於事後的認識去相信他們所取得的成果。然而，即使這一點屬實，也是付出瞭無數中國人生命的慘重代價。和在上海一樣，南京戰場上的中國指揮官也認為他們可以在純意志力的基礎上作戰。“現代戰爭不能隻憑精神意志，血肉之軀，南京保衛戰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中國軍官郭岐在他的回憶錄中如此寫道。
南京保衛戰也留下瞭相當多的怨恨。很多人心中還積聚著幾十年的憤怒，如文具用品第87師的旅長陳頤鼎那樣，他所在的師戰後隻剩下幾百名幸存者。“在這五天的戰鬥過程中，上級沒有同我們見過一次面，”他後來在戰鬥回憶錄中寫道，“沒有盡他們應盡的責任；也沒有告訴我們南京保衛戰的一般部署情況；更沒有向我們下達撤退的命令；事後也沒有聽說哪個指揮官因失職受處分。”
令人恐怖的事實：一個日軍士兵站在一堆剛剛被處決的人的屍體旁。南京城淪陷後，大部分城區都淪為殺戮場。
12月20日，拉貝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派出16名工人去清理打掃南京的首都飯店，這傢飯店是供日本軍官居住的。根據委員會所做出的堅決要求，這16人都被帶回來瞭。他們每人甚至還都得到瞭五塊錢的報酬。“看得出來，中國人對此的印象是好的。”拉貝在他的日記中如此寫道。這個例子表明，日本人在南京采取不同政策是能取得不同效果的。
瑞典探險傢斯文 赫定比大多數歐洲人更瞭解中國，但日本人在中國所表現的自我毀滅式的殘酷也令他目瞪口呆。“日本人對中國人心態的理解少得令人吃驚，”非常仰慕希特勒的赫定在他的日記裡寫道，“如果他們以人道和仁慈的方式行事，那麼所有的抵抗都會消失，他們也就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在這個意義上，日本不僅在南京是個失敗者，而且在它於中國所發動的其他戰鬥中也都是一個失敗者。
1938年2月7日，松井石根就有關他指揮下的士兵過分荒淫無恥的行為發表瞭他迄今為止最為強烈的聲明。他說道：“絕對有必要……立即停止有關日本軍隊對中國人民和中國財產的紀律和行為的不利報道。”接著他補充說，鑒於日本軍隊在成功地實現日本在東亞的使命之前正面臨著曠日持久的戰爭的前景，懲戒性的紀律是尤其必要的。
近十一年後，松井石根坐在東京巢鴨監獄的死囚牢裡，等待著因其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而將被執行的絞刑。他被允許與一個來自名為“凈土”的教派的佛教禪師談話，該教派得名於天上的樂園，這個樂園正等待著來自該教派的信徒。松井石根對他的師團指揮官們在南京的行為表示失望。他說，他們中的一些人根本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悔恨。他本人則已經托付給瞭他自己的命運，並希望他即將到來的死亡有可能會在日本的前軍人中產生一些急需的反思。
“我隻能說，”他告訴那位禪師道，“我對即將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感到非常高興，希望我的死將在盡可能多的那些當時在場的軍人中引起一定程度上的深刻反省。無論如何，該結束的一切都已經結束瞭，我隻能說我此刻隻是想死，然後在凈土上獲得重生。”
（本文摘自何銘生著《南京1937：血戰危城》，季大方、 毛凡宇 、魏麗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原文註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文/何銘生）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行車視野輔助系統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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